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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早上6点50分，他准时打开了短视频直播，在直播间分享健身技巧。他的账号粉丝仅有一两万，在动辄坐拥百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圈里，他并不起眼。

　　但他依然每天准时出现，观众少时寥寥数人，多时能到上百人。刘明观察到，坚持跟练的多是希望强身健体的老年人，偶尔也有一些想要健身的年轻人。他在橱窗里上线了一些强相关性的商品，如全麦面包、蛋白粉以及零卡零脂的黑咖啡等。

　　直播过程中，只要有人提问，他会一个不落地解答。一个半小时过去，健身操重复了几遍，他已经大汗淋漓。

　　刘明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有十三四个小时，早上直播结束后，他要赶在9点前到公司打卡。傍晚6点下班后，他再直播一个到两个小时，在运营、维护好自己的短视频小店后，一天的工作才真正结束。

　　刘明的本职工作相对自由，底薪6000元、绩效定薪，加上直播带货的收入，每个月能挣一万多。在工薪阶层中，这个收入还算可以，但面对一百多万的债务，就显得有些微薄了。

　　2026年1月，刘明的债务开始大规模逾期。房子、车子早已抵押出去，手里没剩什么资产，仅靠着那点收入，怎么还清债务？在夜里，他辗转思索过很多次：两次创业后，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？

　　想了也没用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生日这天，他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：“突然就到了不惑的年龄。祝我生日快乐。好好活着。”

　　“不要灰心，一切向前看。”43岁的王新宇也常常如此安慰自己。他曾是年入百万的餐馆老板，如今在工厂打工，月薪4000元。和刘明一样，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，过得十分拮据。

　　“落差太大了！”王新宇笑着自我调侃：“以前是老板，如今负债千万；以前开奔驰，如今只能挤地铁公交；以前请客吃饭，一顿上千是常态，招待客人动辄几万；现在美团拼好饭凑单，能省一块是一块。”

　　44岁的“创二代”陈林身上，也有着相似的煎熬和不太一样的结局。他曾因为创业项目陷入200多万元的债务泥淖，被催收电线年，在经过漫长等待后迎来转折：一笔拖了数年的项目回款终于到账——他还清了所有债务。

　　当前，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市场正迎来爆发期，不良资产包成交额从2021年的186.48亿元一路攀升，2022年达369亿元，2023年升至965.30亿元，2024年突破1500亿元，2025年已超过2000亿元。在这些转让的不良资产包中，创业失败者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客群画像（参见经济观察报《个贷不良资产转让“狂奔”》报道）。

　　王新宇说，像他这样的创业者似乎不少——他们曾抓住过时代的红利，也迎面撞上了时代的风浪，最后在远离年轻、靠近退休的40岁上下，负债前行。

　　20年前，王新宇刚刚走出吉林大学校门，进入当地一家高等艺术院校的二级分院任教，可不到两年，学校因战略调整，将他所在的二级分院划入其他院系，面对“黯淡”的未来，他离开了学校。

　　2009年，王新宇加入太平人寿，成了一名保险营销员。那时，正值公司快速发展期——当年总保费突破200亿元，并在吉林新设分支机构，广纳人才。经人引荐并通过招聘流程，他顺利入职。

　　保险一干就是5年，这份职业履历，磨炼了他的口才和韧性，也让他积累了人脉。渐渐地，他心里萌生一个念头：不想再打工，要自己当老板。

　　那几年，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热潮扑面而来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涌现，大街小巷都在谈论“互联网+”与创业梦想。王新宇身边也有不少朋友投身创业，开网店、做加盟、闯新兴行业，空气里仿佛都飘着“爱拼才会赢”的躁动。

　　从何创起？王新宇想到了做餐饮。那一年，餐饮行业快速发展并出现分化：一边是不少餐馆倒闭，一边是特色餐饮发展势头良好。他琢磨，自己没学过技术、不懂新兴行业的运营逻辑，盲目跟风只会栽跟头。但他擅长与人打交道，又熟悉本地人的消费习惯，不如从最接地气、门槛不高的餐饮行业入手。王新宇信心满满地开了第一家烧烤店。

　　烧烤店效益不错，700多平方米的店铺，一年净赚超百万。不久后，他又开了第二家，并立志将分店开到全国，而且不止做烧烤店。

　　当时，融合菜馆在一线城市悄然兴起，混合不同菜系乃至中西风味，吸引不少消费者尝鲜。王新宇选定地址，在当地连开两家融合菜馆。那时，他的资金不足，不但向银行贷款200万元，还向亲友们借了一些。见他烧烤店做得风生水起，亲友们都很乐意借给他。

　　风光正盛，食客簇拥而来。到2019年底，凭借两家烧烤店、两家融合菜馆，王新宇的现金资产已积累到400万元。用他的话说，虽不算富人，但在同龄人中已是妥妥的“人生赢家。”

　　2015年，刘明已是北京一家通信公司的高管，年薪四五十万元，也积累了不少资源。彼时，公司鼓励内部创业，即承担内部一些业务内容或工作项目，进行创业并与公司分享成果。2015年至2016年初，刘明凭借内部创业项目赚了将近400多万元，他也第一次觉得，创业赚钱的想象空间比上班大得多。

　　2016年，已“北漂”6年的刘明面临一个抉择：孩子3岁，即将上幼儿园，但他和妻子都没有北京户口，要不要回武汉老家打拼？

　　那时他28岁，公司领导十分器重他，表示即使他回武汉老家，也可远程办公。当时他手头已经攒了几百万元存款，在老家已有房子，他几乎能“躺平”了。

　　但刘明选择了辞职。他总觉得自己还年轻，可以再折腾折腾。于是，他拿着创业的“第一桶金”回到武汉，开启了改善生活计划：购置了两辆车、给自己的房子装修，将农村老家的父母接到城市并为他们租了长租房……共计花费200万元。妻子全职带孩子，他留足了生活所需，将剩下的一百多万元全部投入创业。

　　与许多创业者的独自摸索相比，陈林手中已握有一张父辈递来的路线图。陈林的父亲最早从事的是中央空调冷却塔行业，并从中获益。从小耳濡目染，陈林动手能力极强，父亲觉得或许儿子能接自己的班。于是陈林一毕业，就被父亲“带进”这个行业。

　　那正是城市高楼拔地而起的年代，彼时冷却塔行业真的是一个朝阳行业，“项目多到接不过来，利润高到不敢想象，早期一个项目的利润率可达200%到300%。只要肯跑、肯吃苦、敢垫资，就能赚到钱。”他说。

　　陈林做的是业内俗称的“二包”，即自己没有工厂，挂靠在当地一家大型玻璃钢工厂。厂家出设备、出技术，负责生产冷却塔片、定制风机、加工铁件，陈林则负责跑业务、对接甲方、统筹物流，并组织工人现场安装与售后。

　　这种模式的好处在于，无需重资产投入，不用养工厂，不用养固定工人，只要有人脉、有能力，就能在产业链里分得一杯羹。当然，陈林也需要向工厂缴纳一定的保证金，以确保顺利生产。

　　当时，在高校里，寝室小卖部是不少学生的刚需消费，校园也尚未普及刷脸管理，学生宿舍内的零食、泡面等即时消费需求旺盛。

　　刘明结识了一位同样看好这一赛道的企业高管，两人一拍即合，联手创业：对方负责市场开拓，他负责出资与对外合作。他们依托微信小程序和公众号搭建起高校线上下单平台，在湖北几所高校落地运营。

　　创业项目顺利起步，仓库到学校家属院租赁，员工从大学生中招募——他们大多是应届毕业生，有的在准备毕业论文，有的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顺便兼职。这些学生负责地推和寝室配送，推动项目月营收达到十几万至二十万元。

　　那一年，武汉的冬天格外冷。严寒之中，这些大学生员工大多难以承受高强度的配送工作，加上临近毕业面临择业，寒假过后便陆续离职。这一次创业，他最终以亏损十几万元告终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刘明又开启了第二次创业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刘明结识了一位在声乐培训领域颇有经验的合伙人。对方在武汉拥有三家门店，业务覆盖成人与幼儿声乐教学等培训项目，年营收超百万元，运营体系成熟。双方达成合作，在上海徐汇区开设直营店：刘明负责出资和拓展市场，合伙人按照自有的运营体系及课程标准进行师资培训。

　　当时，门店装修一次投入近20万元，加上三名老师的工资、房租水电等，月运营成本约五六万元。不过，合伙人自有门店业务稳定，对这家合资新店投入精力有限，每月仅到店一周。门店也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店长统筹管理，经营极不稳定：业绩好时月营收可达二三十万元，但多数月份仅有几万元，无法覆盖成本。

　　2017年底，听闻亲戚炒股一年赚了上千万元，刘明十分心动。但此时，他装修了房子，也买了车，加上两次创业折腾，早年攒下的存款所剩无几。

　　刘明决定贷款炒股。彼时他与妻子的账单流水较高，因而信用卡、银行消费贷等均有较高的额度。刘明把这些钱都借了出来，共计60万元，用于炒股，这些贷款的平均利率在8%—10%之间。

　　谁也没有料到，2018年对二级市场的投资者而言格外难。贸易战等“黑天鹅”事件接连发生，股市持续承压。不到几个月，刘明炒股亏损了60万元。当年底，他清仓所有股票。次年，他前往深圳，加入朋友创办的一家公司。该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在线年，“双减”政策正式出台，行业剧烈调整，教培业务基本无法继续开展，刘明再次面临职业转折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家庭方面压力也让他难以安心在外打拼。他与家人分开已有两年，妻子独自在家带孩子，长期承担着全部育儿压力，儿子那时也正需要父亲陪伴。妻子认真地向他提出：“如果你在深圳暂时还挣不到大钱，不如就回来吧。”

　　回到武汉后，刘明入职一家成人在线教育公司，打算先安稳下来，再从长计议。然而，意外再次降临——母亲这时被查出患有肺癌。刘明当即辞职，回家专心照顾母亲。待母亲的病情稳定后，他重新梳理了自己的规划，心里还是放不下创业的念头，便决定再次出发——短视频直播。

　　2020年来了，王新宇的餐馆几乎无人线下就餐，线上外卖点单也寥寥无几。可房租要交、货源要续、员工要养，前期的装修贷款要还。

　　坚持到2023年底，他实在撑不住了。街上人流已恢复，之前的消费盛况却没有了，王新宇的四家店却相继倒闭。关店那天，他给员工多发了一个月的工资，让大家安稳离开。而他自己却欠下近1000万元的债务——除200万元银行贷款外，其余七八百万元，皆来自亲戚、朋友与长辈的信任。

　　回想起那段日子，王新宇沉默了许久说：“创业就是赌博，只是合情合理合法而已。赌赢了，往事光辉；赌输了，倾家荡产。一定要三思而行。”

　　在他最难的时候，催收电话从早响到晚，项目回款却遥遥无期。家里还有孩子要养，老人要顾。他白天强撑着在外周旋，夜里睁眼到天亮，连叹气都不敢太大声。

　　2018年左右，陈林明显感觉到，这个行业在没落。行业涌入者越来越多，价格战越打越凶，利润率一度下降至8%—15%。

　　他算了一笔账：一个200万元的冷却塔项目，自己要垫付资金给工厂买原料与制作，前后耗时约两个月；再物流发货，找人安装，又要半个月到一个月；最后验收、走流程，等回款。全部流程走完，利润可能只有10万元到20万元，还要祈祷甲方按时付款。

　　也是在那段时间，他看到行业在转变——许多曾靠中央空调业务吃饭的玻璃钢厂，纷纷转型做风力发电设备叶片、新能源配套设备等。陈林明白，老路走不长了。那几年房地产风头还在，身边不少人切入建筑细分领域做消防工程，利润可观、项目也多。陈林跟着入局，依旧做着熟悉的“二包”。

　　2021年前后，建筑行业回款环境急剧恶化。陈林手上好几个消防项目，完工后却迟迟拿不到回款。其中一个项目，他前后投入两百多万元，工程顺利完工、验收合格，可工程款却石沉大海。资金缺口越滚越大，陈林不仅耗尽了储蓄，还倒欠一百多万元。

　　一边是甲方拖着不结款，一边是工人工资必须发、材料款必须付、日常开支不能停。他被“卡”在中间非常难受。

　　整个2022年，陈林几乎没有一分钱进账。过年期间，他的电话被工人打爆。谁都要过年，谁都要养家。可他手里线年初，陈林实在扛不住了。为了结清拖欠的工人工资和材料商款项，他从银行信用卡、亲戚借款到借呗等网贷，把能借的渠道全都借了一遍，凑了一百万元，一笔一笔还出去。

　　随之而来的是信用卡逾期、网贷逾期、私人借款到期，催债信息日夜不停。他只能一遍遍解释、协商，拿出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不还，只是暂时还不上。几家银行和网贷平台最终同意只还本金，减免利息和罚息，给他喘息的机会。

　　2025年，拖了几年的项目，终于出现回款眉目，压在陈林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地。用项目回款还清所有债务后，他为妻子在老家开了一家理发店，而他自己，至今仍在创业路上前行。

　　与陈林的经历不同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现实中的“摆烂”和“上岸”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，能够逆风翻盘的或许只是少数。

　　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不完全统计，在银登网上，银行、消费金融等机构发布的个人不良贷款转让公告中，借款人加权平均年龄集中在34岁至48岁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表示，目前，他们大多数均存在债务压力。他们并非所谓的“失败者”，只是被现实困住的普通人：一边是甩不开的债务，一边是放不下的家人。而债务的处理方式也大多是协商或者接受逾期、被起诉等。

　　2025年，王新宇找到当时贷款银行的分行负责人、信贷员等人反复沟通、协商，银行没有为难他，最后争取到了5年分期。亲戚朋友那边，他曾被一位朋友起诉。他说：“我不怪他，他压力也很大，我们认识20年，互相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，后来撤诉了。”

　　王新宇说，自己不是想赖账，是真的没有能力一次性还清。如果个人破产制度能早点落地，他一定第一个申请。最难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过轻生，“不过老天没收我。”

　　2024年，王新宇离开东北，只身南下苏州，进厂打工。流水线、夜班，重复劳作，并且远离家人。

　　“活着就行，活着就有希望。”他说。前段时间，王新宇请所有债主吃了一顿饭，跟他们说：请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给他一点时间。

　　2026年1月，刘明的债务也大面积出现逾期。他的车子、房子均被抵押，手中几乎没有可变现的资产。他开始逐一与金融机构协商。不同机构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案：有的银行有相应政策，愿意与其协商还款，每个月偿还几百到一千元左右、分期长达五年，本金统一在最后一期结清；有的银行拒绝协商还款，并明确告知不再接受调解，已委托律师事务所，启动起诉程序。

　　比如，房屋抵押贷款方面，刘明与银行达成延期协议，原本今年需偿还的二十余万元，被延期至明年，当期只需还三万元即可。周转时借的互联网平台贷款，目前对方已经委托第三方催收公司，每天致电催促还款。他多次提出协商还款，对方均表示没有相关方案，既不推进起诉程序，也未给出其他处置方式，仅持续进行电话催收。

　　面对当前处境，刘明调侃自己是“有规划的逾期”——从现在逾期到后面成为不良资产被打包转让，流程也得两到三年。他还有时间。如今，他依旧在为还清债务、重启事业而奔波。